文立仁

抗战胜利后，我的父亲文于一对打仗早已厌倦了，他盼望脱下戎装回老家过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可是，旧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诀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警特务用棍棒来对付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人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先后在陕北、豫西、东北、山东、苏北等各个战场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蒋军已被大量歼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人心向背日益明显。我的父亲看到这种形势，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

此时，父亲任六十九军少将副军长兼一三五师师长，住陕西西安南府街，警卫森严。一家几口有几百个平方米的四合院，待遇虽然优裕，但仍然保持军人本色，不打牌，不吸烟，挺胸直背，气宇轩昂。

一天，父亲的旧部陈炳、宁月窗（在内战中被俘）从解放区回来，向他介绍了解放区情况和共产党员对待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并劝他认清形势，消除顾虑，设法掌握军队，早日举行起义，投向共产党。

父亲根据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已认定了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时代的要求，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待客人走后，他回到内室与母亲商量，说：“我要离开西安，离开胡宗南，到湖南抓军队，干一番事业，怎样？你支持吗？”聪明的母亲提出质疑：“你和胡宗南情同手足，你要离开他，在感情上舍得吗？”的确，父亲在胡宗南部工作时间长，早已成了胡宗南的爱将，大小战役少不了他。又是胡宗南一步步把他从排长提升到副军长位置，在感情上的确舍不得。我的父亲坚定地说：“我当初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八一三淞沪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大众生存，我现在仍不改初衷，还是这个目的。现在是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何去何从，不能含糊。我虽与胡宗南相交20余年，有一定的交情，但是他要跟蒋介石走，坚持反共反人民，我就要与他分道扬镳。”母亲说：“我19岁就同你结婚，几十年相濡以沫，我相信你的选择，我坚决服从你、支持你。”

说干就干。1948年冬，父亲以爷爷病危为由，请假携眷回到湖南。这时程潜在湖南主持军政，陈明仁在武汉任警备司令，不久调任湖南。他们正在扩编部队。父亲是程潜早年所办讲武学校的学生，与陈明仁是讲武学校、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的先后期同学。因此，1949年3月，父亲便被陈明仁任命为第一兵团参谋长。

胡宗进得知我父亲离开西安，数月不归，于是派专人来长沙送200块银元作路费，接我父亲回去。被父亲婉拒。

蒋家王朝处在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时期。国民政府文武官员纷纷自寻出路，也有不少人离大陆去台湾。与我的父亲平素有交往的袁朴、张际鹏等军长拜访我的父亲：“蒋介石垮台已成定局，跟他跑，替他卖命，自然没有下场；留在大陆又恐怕共产党不能相容，我们不如去台湾算了，找一个安度晚年的乐园。”与袁、张一道同来的后勤部长陈申藩也说：“我们知道老文清正廉洁，没有什么钱，你们全家人去台湾的机票和安家费全归我们包了。”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领情。我不能去，请不要勉强。你们到台湾暂住一段时间，避避风，也有好处。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日后实现祖国统一，也许还用得着你们。”我的父亲感谢老友的关怀，备薄酒饯行。

客人走后，父亲回到内室，对母亲说：“我们全家有到台湾去的机会，我放弃了，你不埋怨吗？”“我怎么会埋怨呢？现在是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期，到台湾去，意味着和共产党对着干；留下来拉军队准备起义，迎接解放，戴罪立功，一定会受到共产党的欢迎。”父亲为妻子的理解欣慰地笑了。

回到长沙后，父亲将全家安排住在丰仁里12号。

父亲委托与他共事多年的部属、倾向进步、已先期回到长沙的好友郭浩诚寻找湖南中共地下党的关系。郭通过陈采夫（陈系黄埔三期毕业生，曾任常德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做策反工作）与周里领导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人与我的父亲联系，随后又派省工委军事组涂西畴具体指导他的工作。

1949年4月下旬，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向第一兵团下达一个《武汉撤退及关于尔后作战部署行动计划》机密文件。内容是：白崇禧的部队由武汉撤退到湖南后，首先在白水—长沙—株洲地区采取守势作战部署；尔后以在常德、沙市、宜昌地区的宋希濂部掩护其左侧，以在江西方面的方天部掩护其右侧，以长沙为据点，吸引解放军进入白水—长沙—株洲地区，实行包围夹击，力求决战；在不得已时逐渐转移，最后在湘、赣、粤、桂、黔、川、滇地区负隅顽抗。父亲收到这一密件后，立即要叔叔文定一照抄全文，交郭洁诚、陈克朗通过涂西畴转报省工委。父亲建议：解放军如兵力许可，宜迅速采取大钳形攻势，以主力从湘西常德、邵阳南下，直趋湘桂边境；以一部由湖南沿湘赣边界南下，出酃县、郴州，迳趋湘桂边境，两路会合，截断桂系部队的退路。这样，定能迫敌就歼。后来解放军向湖南进军时，采取了我的父亲的这一钳形攻势，以一部迫近长沙，配合陈明仁部起义后，即分别从湘东、湘中直下，同时以大军从湘西神速进抵邵阳，继续向湘桂边境挺进，截断敌向广西的退路。白崇禧集结在湘东地区的部队，如张淦、鲁道源、刘嘉树等几个兵团及第一兵团的叛逃部队，在解放军的围堵截击下，都被歼于湘西、湘南和广西境内。

在华中长官公署退驻长沙期间（1949年5月上旬至7月下旬），几乎每天晚上都召开有驻长沙附近各兵团司令官和参谋长参加的作战汇报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长官公署关于全国军事形势和各地区作战情况的介绍，以及公署对本地区的军事部署的指示。父亲经常参加这种会议。会后，他将比较重要的情况向省工委作了汇报。在他任兵团参谋长期间，也经常将所掌握的国民党各战区作战部队的番号、兵力、位置态势及其主要动态等军事情报，嘱由兵团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胡学炳和处长郭雨霖进行综合整理，提供给地下党参考。所以，地下党对第一兵团的情况和其他部队的动态是比较了解的。

1949年6月，陈明仁任命父亲为第100军副军长，要他在该军掌握部队，然后接任该军军长。此时，第一兵团接到白崇禧要兵团执行对湖南境内局部作战的行动计划命令，其内容是：限期对湘江西岸广大地区的共产党下武装姜亚勋等部进行一次扫荡，使用几个师的兵力，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从益阳、安化、邵阳向宁乡、长沙方面压迫包围而歼灭之。父亲当即要叔叔文定一抄写了这一计划，并附“围剿”行动计划要图交涂西畴，并向地下党建议：凡党所掌握的活动于湘江西岸的武装部队，在第一兵团进行扫荡时，应向西北方向转称，勿向湘潭、宁乡方面进出，免中其反动诡计。省工委接到此情报后，即对反扫荡进行了部署，粉碎了白崇禧的企图，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长沙解放前的几个月中，被长沙警备区司令部逮捕的和因被捕者供出被牵连的一些地下党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凡经地下党指出和我父亲所知道的，均经父亲向陈明仁进言，为之解脱，或通过长沙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官谢熊签请军法处处长梁风录报经核准，予以开释或不加追究。经营救得免于难的有几十人。

父亲清楚地知道，他身为国民党兵团参谋长后又任第一副军长，与地下党频繁来往，风险当然很大。因此，每一步行动，都缜密考虑，不露半点蛛丝马迹。他还商请与自己朝夕为伴的母亲协助传递情报，接待地下党来人，负责安全掩护。在处理地下党所联系的宪兵第十团事件时，父亲颇费了一番心机。第十团团长姜和瀛，经地下党策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串联了该团副团长孟文楷、第二营营长刘元凯、连长余性宽、聂桐芳、钟霖、曾昭荣等军官赞襄起义。该团第二营营附赵冠湘因与副团长孟文楷有私嫌，突然向白崇禧告密。白崇禧下一手令给陈明仁，要他在姜由邵阳返回长沙的途中，予以逮捕，就地枪决；并责令长沙警备区司令部将孟文楷等6人拘押，审讯治罪。陈将白的手令交文执行。父亲立即将此情况面告涂西畴，并问怎么办？涂向省工委请示后，将领导的意见告文：必须竭尽全力设法营救。当日涂与父亲商定营救办法，由父亲向陈明仁说明：姜案纯系赵冠湘捏词诬告，赵在宪兵第十团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怀恨在心，故有此举，请陈向白解释。父亲去和陈谈时，着重说明姜是一个正直的人，对陈也是一向尊敬的，备请他设法开脱。陈表示待他考虑一下再说。文就把白的手令搁下来了。约隔三四天，陈对文说：我已将你所了解的事实向白面陈，并已命梁凤录在押人员的口供签报，将他们释放了事。随即将白的手令收回。此案就这样了结了。

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已先期进入长沙。有一天，我父亲与陈明仁见面时，陈很生气地对他说：“李仲坚（李明灏号）说四野已派王首道为湖南省主席。我不干了，要投降，让颂公（程潜）去投降。”父亲问陈：“这话你对李说过吗？”陈说：“当然说过。”文又问：“他怎样说？”陈说：“他说待他将他的意见和中央领导研究后再说。”父亲深知陈的个性，联想到程潜去邵阳前一天，程星龄持程写的请陈代行省主席职务的手条给他时，他也生过气。父亲怕陈一时冲动，坏了大事，力劝他顾全大局，切莫急躁，等李回来再作商量。同时，父亲又把情况向省工委作了反映。后来李明灏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来电，陈明仁的省主席和兵团司令官都可不动。

湖南省卫生处长龙毓莹（伯坚）早与地下党有联系。长沙解放前夕，龙因恐该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遭受损失，将其分散转移于湘雅医院等处保存。省卫生处内部有人挟嫌企图对龙进行陷害，向陈明仁告密，说龙系亲共分子。并诬告龙曾盗卖省卫生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还曾以药品资共。陈据报告。即令长沙警备区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将龙逮捕拘押。文卧云、刘岳厚先后向文询问案情，并要文设法保释。文将这个情况告诉涂西畴。涂说：组织上有指示，一定要尽力营救。父亲对陈明仁说：据刘卧云和刘岳厚了解，龙与共产党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是密告的人诬陷他，他们托我转请将龙开释。陈说：“莫急，等一等再说。”过了两三天，还是将龙释放了。

1949年7月中旬，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由长沙撤往衡阳的前夕，对第一兵团下达了破环军事设施和铁路桥梁的实施计划。我父亲通过涂西畴向党组织报告。涂告诉他：组织上有指示，一定要保护长沙数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市内外的重要建筑、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物资、档案等免遭破坏，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个破坏计划的执行。父亲去同华中长官公署主管作战计划的参谋处长林某商量，对他说：为了留在长沙附近的第一兵团尔后作战行动的便利，坚定部队防守长沙的决心和信心，避免在市民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破坏计划不宜过早执行，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予实施，请林处长向白长官转报此意。随即，父亲向白崇禧表示，到时保证由第一兵团负责照计划执行。白同意后，父亲对信得过的主管后勤、通迅的第四处处长欧阳崇一和主管作战计划的胡学炳交了底，嘱他尽量设法阻拖延，使得这一破坏计划终于没有执行，把古城长沙完整地交给了人民。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领衔通电起义（我父亲等兵团将领均列名在内），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向人民，湖南和平解放。

作者：文立仁（已故）  民革株洲市委原副主委    副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