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7），名汤生，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他14岁到西方留学于英、德、法和意等十国。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可见他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分为九个部分，在此书写下读第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之感。

作者辜鸿铭先生属于顽固“封建余孽”，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在民国时期辜鸿铭在顽固保守与当时中西冲突中，提出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把中国老子的《春秋》和儒家文化与外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对比，让读者明白辜鸿铭虽然是留洋派，受过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的教育，但为什么依然坚持“老旧派”的真实原因，从他的认知中更好的诠释了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文化的价值、宣传儒家文明救西论。辜鸿铭首先区别中国与西方——“温良”。中国的温良是源于同情心的力量，是一种心灵或灵魂的感情。这种感情赋予中国人爱心、智慧和热爱生活，是心灵生活、感情生活或爱的生活。是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精神，是该民族在心、性和情方面本质上的独特之处，这种精神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特别是现代欧美人。

作者提出美国人不懂得中国，美国博大和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不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英国深沉、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受过德国教育的德国人，一般来说深沉、博大，但不淳朴。而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深沉，也没有美国博大和英国淳朴，但法国人民拥有一种“灵敏”。

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只需要循规蹈矩和适当约束自己获得自由的人。正是由于欧洲诸国的狂热偏激、冷酷刻毒、失去控制的恨，它们毁灭其它国家。这些暴徒和野蛮人不认可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的力量，也不愿意承受道德责任。因此，有了镇压、军队和警察等，乃至侵略，从而诞生了“耶稣”。耶稣将子民从憎恨中解救出来，告诫他们：“必须和善、谦卑，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然而，犹太人不听教会，反而迫害耶稣，结果犹太灭亡。而革命之前的中国是没有教士、警察和市政税等，中国通过“礼”和“义”文化等的约束自己，按照良善的道德标准办事。所以无需用物质力量来约束自身，中国人是能承认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量的准则，道德责任感被公认是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正义的力量必须接受道德责任制约，甚至假如美化物质力量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便不会有战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人的精神是“温良和文雅”，但绝不意味着儒弱或软弱的服从，这种温良是中国人的一种温和平静、稳重精致、从容干练的品质，这种温良和文雅是同情与智慧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区分中国与西方的认知。

撰稿：王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