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福生      记者 成姣兰/摄

郭福生，1914年12月出生，醴陵人。1940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郭福生经人介绍进入重庆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工作，先后任王芃生秘书、无线电总台机务主任、上校台长。

1949年11月参加“两航”起义，后在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现广州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任英语教师，担任过株洲市政协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委。

现龄101岁的他，不仅与中共醴陵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王亚文是表叔侄关系，亦与曾出任过国研所组长的连战父亲连震东私交甚密，跟宋美龄也熟。

近日，这个跨越世纪的抗战老兵，向我们揭开了国研所里那不为人知的抗日故事。

70多年悠悠岁月，恰似昨日

见到郭福生老人时，他正好午睡醒来。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后，老人握着记者的手，不停地拍打。“你怎么找到我的？问抗日的，那你找对人了。”欢呼雀跃的他，单纯得像个孩子。

 “Nobody like you for me！”一句纯正的英语忽然从郭老口中蹦出，原来是记者衣服上印的英文。郭老说，他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教科书全是英文的。工作后，也多要用到英文。说着，郭老开始唱起英文歌来。 

“I belong to you，you belong to me……”浪漫的英文歌，似乎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郭老告诉记者，电台和音乐是他的强项。1944年宋美龄搞三八妇女节舞会，他就是音乐方面的负责人。

“回想当年，怎么感觉还没多长时间。”70多年悠悠岁月，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从一片废墟中重建家园，并逐渐变得富强，这又让郭老恍如隔世。

作为无线电总台台长，也完全不知道电报具体内容

1940年，郭福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昆明欧亚航空公司总修理厂任无线电机械员。是时，王芃生也正在寻找信得过的人当秘书。后来，通过时任内政部部长何键的机要秘书王颂民的推荐，郭福生通过考核，成为王芃生的秘书。

王芃生是醴陵北乡七里山人，是抗战时期对日问题的权威专家，1937年筹备国研所，从事对日研究等情报工作。

“同是醴陵人，发出同样的乡音，我们一见如故。”郭福生说，王芃生的家住在重庆中四路渔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离国研所不远，王芃生工作生活都在这里。开始一段时间，郭

生就住在王芃生的家里，协助王芃生管理电台。等对电台工作有所了解后，王芃生便任命他为电台机务主任，从这时起，郭福生开始真正管理电台。

无线电总台是情报来源的咽喉，是机密中的机密部门，负责与各外勤点电台联系，接收各地情报。郭福生说，虽然他最后当了总台台长，但除了接收电报和负责电台的人事、技术方面的工作，电报的具体内容，只能由机要组人员掌握，他也毫不知情。

“我们的外勤点很多，但都是秘密设置，只有王芃生和机要组组长陈适生清楚。”郭福生说，国研所驻国外的站点，都是利用商业电台发报或驻外使馆书信往来。不过，国研所的电台从成立之日起，就让日本人闻风丧胆。

国研所成功预判珍珠港事件后

美英要求合作，郭福生被派往印度

据王亚文在《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回忆，1941年11月，王芃生获得了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当即召集骨干成员秘密研判，推断战争爆发不出12月上旬，并迅速呈报给蒋介石。然而，美英盟军并不相信此情报的真实性。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海军损失惨重，才对他们情报的准确性大为折服，于是纷纷要求合作。

“美国和军统合作，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英国则与国研所合作，在国研所设置情报‘顾问室’。”郭福生因此跟英、印政府直接合作过。

郭福生回忆，1942年初，“顾问室”决定设置无线电台，并计划在中印、中缅边境设置外勤电台，搜集战地敌情情报，用以配合我国入缅抗日远征军的计划。于是，王芃生派他和总台的工程师郑汉荣前往印度新德里，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事经济作战部协商，由英方提供电台设备。

“当时的飞机只能坐22个人，我们坐了一天一晚，飞过喜马拉雅山，一路颠簸到了新德里。”

郭福生说，那次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英方为他们提供了部分发射机设备，并由他们带回重庆，在重庆郊区小龙坎建立了“顾问室”的第一个电台。

《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主人公原型

也曾是郭福生的同事

“你知道《永不消失的电波》吗？跟我们是一起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一时。剧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就是共产党情报系统的著名烈士——李白。

郭福生说，李白还有一个化名，叫李静安。李白到重庆来见王芃生时，郭福生作为王芃生的秘书，与李白有过一面之缘。郭福生回忆，李白是国研所上海站徐明诚小组的报务员，而徐明诚小组是共产党党员潘汉年领导下、挂着国研所牌子的秘密组织，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在国研所的掩护下，李白等为延安提供上海等方面的情报。

而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描述的就是1946年国研所解散后，李白从事地下斗争的这段历史。

郭福生说，国研所从不介入党派之争，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对抗日有用的人和事，国研所一律支持。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国研所经常受到排挤，特别是来自军统的压力。

“1943年上半年，有一天军统局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派了两名军统特训班的学员来检查电台，说是上面的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例外。”郭福生认为，如果开了先例，日后电台的情报来源就没有了保证，国研所的权威性也必然消失。

于是，郭福生对两名军统特务说，“如果你们硬要检查，必须先取得王芃生主任和你们戴笠局长的同意书，否则不行。”这招还真奏效了，两个特务不敢见戴笠，之后就再也没来干扰过。

日本投降后，对日情报研究暂停。1946年，王芃生病逝，国研所解散。（株洲晚报记者 成姣兰 实习生 刘腾）